中日文化的根本差距在哪里?

文章来源:互联网   作者:佚名   编辑:石头   浏览次数:17122 次   评论:[已关闭]   打印本文

现代人常听这么一句话,冰是睡着的水。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讲——水是醒来的冰。

中日文化就可以用这冰与水两个喻体来形容。虽然中日文化有相似的基因,但在历史巨变当口的分水岭,二者还是表现出明显的“形态”差异。

“汉才”在19世纪严重缺水。

追溯古代史,华夏文明本非与世隔绝、不尚交往的“自闭型”文明。中世纪之前的华夏文明本身就是多种文明的融合体,有着惊人的包容度和亲和力。但是进入明清时代,海纳百川的“汉才”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,是一动不动、一成不变的“中国智慧”

凡是民族的,都是世界的。这句话套用在“晚期汉才”上,大约是要失灵的。历史巨变当口的分水岭,汉才显示了“固态文明”的痼疾。那时的汉才是民族的,但不是世界的。

“天朝物产丰盈,无所不有,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”。

——清乾隆皇帝的这句话,反映了两个心态,一个是自足自给农业社会内向型心态,另一个是“自为天下”的自恋心态。

清朝时女真人对手里的“二手汉才”爱不释手,自以为得计,故更不见溶于外,对外界从不采取“主动融合”之道,当然就很难正常地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。

这种文化会培养出什么样的“文明人”呢?

1896年清国洋务大臣李鸿章访俄时,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:“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”,他是“高度文明的”,但“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,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,也并不文明。” 维特曾经和李鸿章做过长时间交流,交流的结果写在维特后来在回忆录中,其中一结语耐人寻味——“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——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。”    

维特为什么说李鸿章“不文明”?作为“晚清最优秀官员”,李鸿章没有盲目排外,但他接受的洋才都是技术层面的,认识不到西方人强盛的政治本原。在欧洲文明已到世界顶峰的情况下,他还自以为经过女真人整容的汉才天下第一, 他培养的西学人才,要么为军事人才,要么为翻译人才,要么工程技术人才等,没有学习西方哲学、政治和文史等社会学科的心境。对中国当时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他始终只能也只敢在体制内修修补补,跟在女真主子后面,始终强调“中体西用”,跳不出衰落的文明圈。

台湾学者柏杨对此时的中国好有一比:大清朝就像一个被晚期癌症击败的老拳师,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,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,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,认为自己只要也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,就可发生同等威力。

一动不动,一成不变,不喝海水,不容世界——十九世纪,华夏文明是一块无法融化的“固态冰”。

而在水一方,同处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却显示了不同的文化属性。日本在19世纪中期在与西方打交道上,彰显的是“液态文化”的优越性。

晚清驻日公使黄遵宪,亲见日本在明治维新中的变化,其进程快得如随风转轮,随赋《日本杂事诗》感慨:

玉墙旧国纪维新,万法随风倏转轮。

杼轴虽空衣服粲,东人赢得似西人。

黄遵宪的咏叹,肯定是联想到本国情况后的有感而发。

同属东亚文化的日本,在被迫“西学”以后,开始也是“硬着头皮”,然而在“硬着头皮”中他们却主动起来、逐渐“醒过来”、成为现代世局的一部分。

“固态文化”有它的稳定性,强化了本民族的“一成不变”,直至稳定到失去活力。因为她所特有的固态,致使自己只有在没有办法时,才被迫“西学”。在“西学”上,基本上是“硬着头皮”,并非很愉悦地融通。而“液态文化”有它的流动性,谁强跟谁走,主动追随世界潮流,直至领跑世界潮流。

“固态文化”属自恋文化,自为“天下”,波澜不惊。“液态文化”属他恋文化。无孔不入,无所不溶。

在西方文明的冲击面前,日本与中国同处劣势,中国的洋务运动还比日本明治维新早八年开展,但结果却是日本后来居上,成为进军世界列强的第一支东方力量。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反应一步到位。在师夷长技上,日本牢牢抓住在政治制度这个核心,决不将就材料、单单搞技术模仿。 所以,从国体到思想、很快与世界主体文明溶为一体 ——这就是“水性文化”的优势。